“轨道上的长三角”跑出加速度

小柚财经:“轨道上的长三角”跑出加速度

  同处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正驶入区域协同发展的“快车道”。

  6月20日,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地区规划建设项目63项,其中干线铁路24项,城际铁路9项,市域(郊)铁路30项,总投资达1.36万亿元。

  根据《规划》,到2025年,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长三角地区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2.2万公里以上,新增里程超过8000公里;到2035年,建成高质量现代化“轨道上的长三角”。

  随着跨区域优势互补,资源配置日益优化,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景也愈发明朗。在刚刚举办的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审议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文件,未来三年,加快推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联合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等,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头戏”。

  “长三角一体化必须要交通先行。实现互联互通,也是推进其他方面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但在解决好“硬联通”的同时,还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软联通”问题。

  加速交通一体化

  李辉(化名)家住上海青浦,但在苏州吴江工作。此前,因为两地“断头路”的存在,李辉上下班必须绕行318国道,单程至少需要40分钟。而在去年11月,上海东航路至江苏康力大道互通工程顺利贯通后,“单程减少至3公里,现在单程只需要15分钟。”

  这只是长三角地区打通“断头路”攻坚战的一个缩影。2018年6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签订《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在第一批重点推进的17个省际断头路项目中,当前已有6条建成通车,3条正在建设。

  和畅通交通毛细血管的“断头路”一样,轨道交通作为跨区域连接的“大动脉”也取得了诸多建设成效。在过去的一年中,长三角地区已建成商合杭、沪苏通、连淮扬镇等一批高铁,高铁运营里程超过6000公里,区域内90%以上的设区市通了高铁。

  在陈耀看来,通过编织交通密网,增加高速铁路的密度,能够促进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交流,尤其是减少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的时间。所以,长三角一体化必须要交通先行,实现互联互通,也是推进其他方面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解决好‘硬联通’,更深层次的是‘软联通’的问题。”陈耀进一步表示,比如,在各类公共交通的一卡通方面,尽管现在还未完全实现,但长三角还是走在前列的。“未来,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路都应做到‘无缝衔接’,甚至通过一部手机、一个APP就能乘坐长三角地区的所有公共交通,而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电子支付系统。”

  织密先进制造业集群

  “计划在3年内争取实现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目标。”王力(化名)是一家新能源材料科创公司的创始人,在一年前他将分公司“落户”到了江苏南京。而让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正是看好沪宁间便捷的交通,“每天往返沪宁之间的高铁特别多,最快1小时便能到达,这样两地奔波能够便捷轻松不少。”

  更让王力心动的,则是长三角的产业链优势。“我们在分公司研发的新能源材料主要与汽车有关,南京本身就是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同省的无锡也能够作为上游产业链的补充,而公司的下游客户基本都集中在合肥。”王力告诉记者。

  王力的感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早在2018年,江苏就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加快培育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迄今,江苏集群规模总量达4.9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30%,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纺织服装、集成电路、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节能环保、汽车及零部件等8个行业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除了产业链优势,长三角还有一条条稀缺的“人才链”。张学(化名)则是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伙投资人,他在2018年从天津来到苏州昆山创业,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吸引力更是赞不绝口。

  记者注意到,自2018年以来,沪苏浙皖共同签署了《三省一市人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城市联盟章程》等协议,凝聚人才一体化发展共识,协同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共同培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市场。

  “长三角区域已逐步在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分工、基础设施搭建、交通互联、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作,通过G60科创走廊等平台进行产业的串联和协同,聚焦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表示。

  “链长制”促进产业协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到现阶段,不能简单停留在打通‘断头路’等层面,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在体制机制上寻求一体化的合作空间。”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杨畅说。

  陈耀则告诉记者,当前如何协同产业发展是最大的难题。长三角三省一市范围足够大,完全可以站在全局角度去布局产业链。“不同的地方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而不是各自都想独立打造产业链,这样可以形成差异化分工的格局,进一步避免长三角内部的同质化竞争。”

  这一问题也正在得到妥善解决。5月27日,在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四个产业链联盟正式集中揭牌。

  在陈耀看来,这4大领域是产业发展的前沿,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方向,通过建立联盟可以使长三角地区在这些领域深耕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关系,“成立产业链联盟仅是合作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产业协作还要有一些利益协调机制。”

  “比如,集成电路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芯片生产、元器件制造和封装测试等,每个地方自然都希望争取效益好的部分,所以需要一个协调机制让各地能够分享全产业链的收益,可以先从县区做起,再到地级市,不断扩大范围。”陈耀说。

  而这正是在长三角各地广泛运用的产业链“链长制”。2020年,浙江省商务厅针对开发区工作提出“链长制”,要求聚焦产业链做好“九个一”,即一个产业链发展规划、一套产业链发展支持政策、一个产业链发展空间平台、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一个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撑平台、一支产业链专业招商队伍、一名产业链发展指导专员、一个产业链发展分工责任机制、一个产业链年度工作计划。

  同年,合肥也梳理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智能家电和新能源汽车暨智能网联汽车等12条重点产业链,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担任产业链“链长”。

  今年6月刚刚发布的《南京市推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也指出,将聚焦软件和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八大产业全面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每一个产业链由一名市领导担任“链长”,并组建由一个市级部门负责的工作专班。

  对于长三角地区一步做好推进产业协作工作的建议,陈耀认为,现行财税体制决定了过往的产业发展模式,若要使各地的利益得到些许兼顾,也需要从财税角度形成一个再分配的机制。

  “需要探索财税新模式。”施卫东也建议,可以在长三角地区探索建立区域先进制造业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同时,加快设立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各层次基金,吸引各类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区域性基金对重点领域及项目的支持和利益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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